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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三变”改革底气的三个来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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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论之源。“三变”改革范畴属于股份制改革,最早孕育于古罗马时期的包税人股份委托公司,成熟于资本主义时期,被认为是当今社会的“国际惯例”。计划经济时期,股份制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和国有企业的天敌。党的“十五大”认识到股份制是人类社会的重大社科理论的发明创新,并推动股份制在中国的发展。马克思充分肯定股份制在推动和发展生产力的巨大作用,他说,“在工业上运用股份公司的形式,标志着现代各国经济生活中的新时代……他显示着过去料想不到的联合的生产能力。”“加入必须等待积累到使某些单个资本增加到能够修建铁路的能力,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。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。”“股份公司对国民经济迅速增长恐怕估计再高也不为过的。”专家对马克思关于股份制观点有了新认识,认为股份制作为一种中性的企业组织制度和产权制度,适用于存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封建社会、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,与不同社会的经济制度相融,为不同社会的经济制度服务。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,那么发展股份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肯定没有问题。马克思主要论述的是资本主义工业化股份制,而“三变”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为适应社会化需要,提高农村社会化水平生产而试验的一种股份资本组织形式,从这个角度说是一种理论的发展创新。

实践之源。经济联合是经济行为的一般形式,后来发展成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。中国近代,经济联合作为社会化的生产经营组织形式,随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而日趋成熟。革命战争时期,通过农会组织探索联合生产经营的方式,但不是组织形式改革。社会主义改造时期,探索过以人民公社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。改革开放以后,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就是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。以上都是初级形式的股份制,只有党的“十五大”后才开始实行真正意义上的股份制。高级形式的股份企业、股份公司,以货币资本为纽带,使产权归属更加明确、组织形式更加严谨、经营行为更加规范。六盘水探索实践的“三变”改革,是资本与劳动联合的股份合作制,更具兼容性。首先它具有股份合作制一般特征,股份量化,股权明细;二是联合的范围不仅仅限于资本与劳动的联合,还包括土地等自然资源、技术等要素资源、品牌等生产经营资源和生存发展权等政治资源;三是组织形式更加灵活多样,具有延展性,可以是私营性质合作企业,集体性质的合作制企业,也可以发展成为私人、集体、国家相互参股的股份合作制企业,甚至做大做强改造成为股份有限公司。

决策之源。党一直在探索适合时代、适合农村实际的“三农”政策,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的“大包干”,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,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。市场经济体制下,“大包干”政策效应弱化,“分有余而统不足”的问题凸显,农民单打独斗与应对大市场的能力不足,低质低效农业不能适应经济新常态要求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,改革开放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一招。十八届三中全会放开了土地经营权,对建立新的农村政策打开了一扇大门。当六盘水在2014年推进党建扶贫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过程中,总结提炼形成“资源变股权、资金变股金、农民变股民”的“三变”模式并组织实施时,汪洋副总理敏锐察觉到“三变”改革“似乎有更深层次的意义”。陈敏尔书记专程到六盘水专题调研“三变”改革,指出“三变”改革是“牛鼻子”,是“真正意义上的体制制度上的改革和突破”,要求在全省推开。2016年全国扶贫工作会议上,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“资源变资产、资金变股金、农民变股东”,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人民中心论、人民主体论的思想。各级领导干部纷纷支持“三变”改革,有关专家纷纷研讨“三变”改革,期望“三变”改革在农村政策上有创新有突破,这个过程既是决策的过程,也是政策的实践提升过程。

(作者赵略为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) 

“三变”改革展新颜:大河堡  孙大方 摄.jpg

“三变”改革典型:大河堡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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